据教育部今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传出的消息,教育部已积极推动各省(区/市)制定和实施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标准,截至2012年,完成此项工作的省(区/市)累计已达10个。这是个利好的消息。然而,毕竟还有其他20来个省(区/市)还在筹划或者犹豫之中。高职生均拨款落实,推动起来这么难,该追问一下,症结到底出在哪里?
众所周知,高职自诞生时起就被标以不同的身份:公办民办、省管市管、政府管企业管、教育部门管行业部门管,等等。身份决定经费来源,渠道决定经费额度。没有“标准”的标准导致高职经费投入乱象丛生、严重不足:有的仅有学费“投”入,有的仅凭地方“长官意志”投入,有的只有职工基本工资投入,有的示范配套经费仅是“空头支票”,有的还需要上交部分学费成了“负投入”,等等。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这样的乱象致使不少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为了维持生计,一些校长只好以简化办学条件、降低教职工福利待遇和人才培养质量作为代价。
笔者认为,在生源锐减、投资多元的现实情况下,如果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拨款标准,高职投入乱象还将继续下去。
据了解,普通高校已经制定或者约定俗成的拨款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零基预算、定额预算、基数加增长预算。照此标准折算,2012年本科生均拨款大都在达到或接近1.2万元,有的区域甚至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而现有已出台的高职生均拨款却大都在4000~8000元之间。并且仔细分析已出台的生均拨款标准还发现,各地大都对高职院校进行了地区分类、示范和非示范分类,对应的拨款标准自然也不一样。
令人疑惑的是,同属高等教育,高职为什么得到的实际数额却要远低于普通本科?这折射的是什么?说到底还是政府和高职主管部门对高职教育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
在现有已经出台的10个省(区/市)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因素并不是制定高职生均拨款标准出台的主要原因,“人”的因素才是关键性因素。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就提出了教育部门推动高职教育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就是落实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因此,他提出了“关于加大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建议”,建议根据“谁举办,谁出钱”的原则,呼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使高职院校在“十二五”期间的生均财政拨款与当地本科院校相一致。黄校长在调研中发现,有70%左右的高职院校学生来自农村和城市贫困、问题家庭。由于高职院校办学成本高,而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落实对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因此学费一直降不下去,这样对学生尤其是家庭困难学生的吸引力就上不来。因此,这部分学生宁可去打工也不愿意去上高职院校。
虽然高职院校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或者行业企业,但我们期待教育部联合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出台高职生均拨款的全国性原则规定,并把地方对高职的拨款标准纳入高职院校设置、评估、招生的基本要求。并明确时间节点,对于期限内仍未出台高职生均拨款标准的地方可以视为行政不作为,并公开以示问责。
当然,在生均拨款原则制定上,也要注意不能简单发“人头费”,必须配套制定一些约束性、鼓励性指标引导学校的自主办学行为。否则,学校可能会在“生均”导向之下,盲目扩大规模、开办低成本专业,甚至造成教学投入、教学组织的“缩水”,偏离质量内涵建设的主线。
在今年两会上,民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钱学明认为,政府补助按学生人数计算拨款,学校容易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办成本低的、容易办的专业。而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专业,往往成本高、不容易办,学校不愿意办。因此,政府对职业教育公用经费的补助不能简单按人头发放,应根据培养成本,按学校类型、专业不同,分档次给予补助,引导职业院校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
高职生均拨款政策落实,这是每个高职院校办学者的梦想,希望离实现不远了。